道德與文明 | 週中之:抗疫中慈善組織道德建設的反思

發佈者:新聞中心發佈時間:2020-09-15瀏覽次數:10

抗疫中慈善組織道德建設的反思

  

週中之[1]

[摘要]當代中國抗擊疫情期間慈善組織出現的一些突出問題,更凸顯了加強慈善組織道德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加強慈善組織道德建設,必須把它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的大格局中加以思考,正確認識和釐清慈善組織與政府之間的倫理關係。政府在慈善組織與政府之間的倫理關係中居主導地位,但必須激發慈善組織的活力,並給予充分的空間。為了提高慈善組織的公信力,必須貫徹公正原則和效率原則。必須頂層設計,明確大思路,建立和完善制度,為慈善組織道德建設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區分宗旨與方法,堅持慈善組織道德建設的正確價值導向。

[關鍵詞]慈善組織 道德建設 抗擊疫情

  

  

慈善組織是以面向社會開展慈善活動為宗旨的非營利性組織。加強慈善組織的道德建設,對於更好地發揮其社會作用,履行其神聖使命,有着重大意義。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襲擊中國,是對中國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驗,是對慈善組織運行機制和管理的重大考驗。慈善的本質是倫理的,加強慈善組織的道德建設,是慈善組織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當代中國抗擊疫情期間慈善組織出現的一些突出問題,更凸顯了加強慈善組織道德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 慈善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倫理關係及其定位

    中國打響了抗擊疫情的人民戰爭,遏制了疫情傳播的勢頭,並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在這場人民戰爭中,慈善組織作為社會力量的重要部分,充分發揮自身的特長,在支持抗擊疫情方面做出了不少貢獻。例如,在捐贈方面,社會各界通過慈善組織為戰“疫”慷慨解囊,捐贈醫療防用品、生活用品和支持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研發。在嚴格落實疫情管控方面,慈善組織通過社區組織志願者,為社會疫情管控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但是,慈善組織在應對疫情危機方面的大考中,既有經驗,也有短板。湖北省紅十字會在捐贈物質分配中,受到了世人的詬病。這一事件也折射出在社會公共衞生事件中,慈善組織要總結經驗教訓,加強自身建設,特別是道德建設。而要加強慈善道德建設,首先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必須把它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的大格局中加以思考,正確認識和釐清慈善組織與政府之間的倫理關係。

    (一)政府在慈善組織與政府之間的倫理關係中居主導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基礎上,黨和國家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念,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治國理論。治理和管理雖然僅差一字,但內涵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治理包含着多元主體,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民都是治理的主體。在國家治理體系中,貫徹的是全民共治的原則。慈善組織作為社會組織,是社會治理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治理主體是多元的,但其中政府起着主導作用,特別是在在公共衞生等突發事件中,政府起協調、引導的主導作用,這在法律上是有明確規定的。“慈善法”第三十條規定,“發生重大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和公共衞生事件等突發事件,需要迅速開展救助時,有關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協調機制,提供需求信息,及時有序引導開展募捐和救助活動。”縱觀世界各國,這一規定與國際通行做法是相一致的。

    政府掌握着社會的行政資源,而行政資源在所有資源中佔有主導性地位,它主導着各種資源的分配和利用。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進行社會動員,引導社會成員積極參與重大社會活動。政府制定的方針政策支持,對於某項事業的發展,有着重大意義。可見,慈善組織的發展離開政府的支持和推動,難以有所作為,把慈善事業獨立於政府之外運作是難以想象的。歷史證明,正是一系列改革政策的推動,現代中國慈善組織才獲得了快速發展的契機。2013年,國家有關方面推出了慈善公益組織直接登記註冊的改革政策。2016年,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這些重大政策和法規出台後,慈善組織的發展呈現了新的局面。截至2019年8月底,我國已有1.26億名註冊志願者,慈善組織數量達到5511家,其中有公募資格的慈善組織1260家。[[1]](1)數據明確地表現了慈善組織由於政策利好而帶來的發展。

    就一個國家來説,面對像新冠疫情這樣規模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必然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齊心協力,共同奮戰,才能夠取得勝利。因此,中國把戰勝新冠疫情的鬥爭冠之以“人民戰爭”,是恰如其分的。而慈善組織在整個戰“疫”中,要處理好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2. 激發慈善組織的活力需要給予充分的空間

    慈善組織在社會治理體系中的獨特作用是難以替代的,在抗擊疫情中,慈善組織等社會組織發揮着的“毛細血管”作用。總書記在北京和武漢兩次考察中,都強調社區的極端重要作用,都要求“防控力量要向社區下沉”。社會組織就是“下沉”的一支重要防控力量,就像人體的“毛細血管”一樣能深入到最基層,為羣眾送菜、買藥和協助社區管理,同時還為那些孤寡老人、病人、兒童和殘疾人等特殊羣體提供關懷和幫助。政府發揮着“主動脈”的主導作用,但“毛細血管”的作用絕不能被忽視。沒有這些“毛細血管”,防控的機制就難以落實。

    可見,在政府的主導下,慈善組織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甚至大有作為的。政府應該給慈善組織一充足的空間,激發慈善組織的活力。21世紀的中國,不僅面臨着大力發展經濟、擺脱貧困的重大任務,而且面臨着生態環境、公共衞生的重大風險。現代慈善組織不僅要從事扶貧濟困的傳統活動,而且要致力於公共衞生防治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新公益事業。馬雲公益基金會一馬當先,成為互聯網新公益慈善的樣本。據媒體報道,在新冠疫情爆發的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裏,來自馬雲公益基金會的醫療物資、生活物資、科研基金源源不斷湧向湖北和其它疫區,還馳援到了日本、韓國、伊朗等海外疫情嚴重地區;億元科研基金支持了鍾南山醫學基金會等5家科研院所研發冠狀病毒疫苗……。馬雲基金會為社會傳遞了正能量,他們的科學、專業、高效的運作在抗擊疫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政府的主導不是包辦代替,要尊重慈善,尊重慈善組織在法律框架下的活動。政府與市場都不是萬能的,總存在着“失靈”的可能。而慈善活動能夠通過其特殊的方式,填補或糾偏政府與市場的“失靈”,這樣滿足老百姓對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需求的慈善組織便會應運而生。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擴大了。在社會分配體系中,“第三次分配”以募集、自願捐贈和資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進行分配,它對於縮小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有着重要意義。首先,慈善培訓通過對低收入羣體技術要素的補給,增強了其技能,從而提高了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利於調節社會差距,彌補了市場失靈。其次,高收入者的無償捐贈勢必會直接減少他們在整個社會中所佔的收入比重,慈善通過希望工程在教育方面發揮着較大作用,直接減輕了低收入羣體的教育負擔,同時也是智力救困的長遠舉措,彌補了政府失靈。

    (三)“官辦”與“民辦”的爭鳴及其道德反思

    慈善組織作為非營利的社會組織,在當代中國有各種類型。有的是民間慈善組織,有的是官方或半官方的慈善組織。有一種觀點認為,慈善本質上是民間的行為,慈善組織應該是“民辦”的,因而把“官辦”的排除在外,但在當代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官辦”或“半官辦”的慈善組織確實存在着,而且在發揮着重要作用。如何正確看待慈善組織中的“官辦”與“民辦”的問題,成為慈善組織與政府倫理關係的一個熱點問題,

    對慈善和慈善組織的理解必須置於一定的歷史文化條件之下。長期以來,中國古代社會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慈善深深地打上了儒家倫理文化的烙印。儒家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個人的向善與國家的治理聯繫起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但國家施仁政,在對社會進行救助時,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從國庫調撥錢糧物資實施救濟,這當然是純粹的政府救濟,不能看作是慈善;但是另一種卻是有時也出面組織設立一些官辦慈善機構,吸引民間的資力來實施賑濟,對這樣的一種做法,我們恐怕就不可能簡單地仍稱之為政府行為。”因此,“歷史上以來的慈善事業,可以分做官辦慈善與民辦慈善兩種類型。”“這兩種類型的慈善事業,決定其慈善性質的唯一依據其實就是善款的來源,而並不在乎是由誰去興辦。”[[2]]

    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以後,民間慈善組織有了很大的發展。而在20世紀50年代後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它們沉寂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慈善事業開始復甦。汶川大地震後,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迎來了春天,慈善組織特別是民間慈善組織的數量直線上升。從社會發展的趨勢看,民間慈善組織在“堅持全民共治”“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的理念下,在國家治理中將承擔更多的任務和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看好民間慈善組織的發展,但也必須肯定官辦慈善在現階段乃至相當長的時間裏存在與發展的合理性。

    官辦慈善與民辦慈善各有優勢,兩者之間可以互補。因此,必須把慈善組織建設的重點放在自身建設上。換言之,官辦慈善與民辦慈善都要加強自身建設。慈善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有着顯著的特點。慈善組織以發展慈善事業為使命,以仁愛與奉獻的倫理力量為運行的基礎,加強慈善組織的道德建設是其健康發展的根本大計。面對時代與社會的發展,慈善組織的道德建設面臨各種挑戰和機遇,必須認真應對,不斷創新。

      

  3. 慈善組織道德建設的公正原則和效率原則

    慈善組織加強自身道德建設,是應有之義。但如何加強道德建設,需要深入的探討。公信力是慈善組織的靈魂,也是慈善組織道德建設的重點。在防控疫情的人民戰爭中,為了提高慈善組織的公信力,必須貫徹公正原則和效率原則。

    公信力是一個組織被認可及信任的程度。具有公信力的組織才可能被公眾所接受,從而在社會生活中正常運行、發展。公信力體現了公眾對該組織的評價,表現了該組織的滿意度和可信度。慈善組織的公信力是其“生命”,與捐贈有着高度的正相關關係。慈善組織在社會享有高度的公信力,公眾就會把更多的財物捐贈給該組織,反之,慈善組織缺少公信力,社會形象不佳,公眾對該組織的捐贈就會缺乏熱情和動力。

    為了提高慈善組織的公信力,慈善組織在運行過程中不僅要“做好事”,而且要“做得好”,這樣在公眾中才能有良好的口碑。所謂“做好事”就是要求做符合道德原則的事,而“做的好”則是要求高效和及時。慈善組織做違背道德原則的事,當然會被指責,但在做的過程中,低效、不及時也會被詬病。在抗擊疫情中,慈善組織的公正和效率面臨着嚴峻的考驗。

  4. 抗擊疫情中慈善組織資源的分配公正原則

    “沒有正義的慈善是不可能的,沒有慈善的正義是扭曲的”。[[3]][55]慈善與公正有不解之緣。從理論上對於慈善和分配公正的關係,可以從兩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慈善是社會的第三次分配,是對社會弱勢羣體基本人權的尊重,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二是慈善組織對於捐贈資源如何進行公正分配的問題。前者在理論上已經有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後者更與慈善組織的實踐緊密聯繫,深入研究的不多。特別是在這次新冠疫情的人民戰爭中,出現的突出問題值得深刻反思。

    新冠疫情肆虐中國,一時間防疫醫療用品成為緊缺物品。社會各界踴躍捐贈,以解燃眉之急。面對一批批防疫醫療用品,紅十字會作為分配捐贈物資分配的慈善組織,如何公平地分配給抗疫第一線的義務人員,考驗着慈善組織的“良心”。遺憾的是,湖北省紅十字會在捐贈物資的分配中,交出的答卷不盡如人意。口罩是抗疫醫務人員最基本的防護用品,沒有口罩將直接威脅着醫務人員的健康與生命,從而嚴重影響抗疫的大局。在抗疫最緊張的時刻,在抗疫第一線的武漢一些重要醫院僅僅分到了少量的口罩,而一些未擔重任的民營醫院卻分到了大量的口罩,甚至一些以治療婦科、產科、口腔科為主的莆田系醫院也分到了數量不菲的口罩。在不少醫院物資告急,一線人員不得不在網上公開募捐的情況下,這樣的捐贈物資分配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受到了媒體和網民的質疑,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在這種不正常的現象背後,原因可能有多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相互之間的倫理關係更多地打上了利益的烙印。但慈善組織不同於一般的經濟組織,是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是高揚人道主義精神的組織。在阻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嚴峻形勢下,紅十字會承擔着公正分配捐贈物質的重任。這種公平分配的原則應貫徹“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的價值方針,進行價值排序。有利於救助的人道主義方案應該優先,分配應向承擔重任、急需物資的第一線傾斜。而湖北省紅十字會背離了這一原則,是令人痛心的。他們對某些醫院的“特殊關照”,是否是“關係優先”?在這關係背後也許會有利益問題的纏繞。但是,講利益,首先要講人民的利益。在新冠疫情嚴重威脅廣大人民生命健康的非常時期,慈善組織就是要按照防控疫情中輕重緩急的不同情況來分配捐贈的防護資源,這才是公正的,才能問心無愧,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透明是公正原則得以實現的保證。國外專家認為慈善組織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從而使公眾能夠清晰地知曉慈善組織運行的實際情況,捐贈財物的實際取向,對慈善組織的公正性做出準確的判斷。“玻璃口袋”這一形象的比喻表明,慈善組織必須實現信息公開化。信息不透明,一些不法分子就容易從中渾水摸魚。而信息公開化,能夠有力監督和保證慈善組織的公正運行。在行業內有關慈善透明應該披露的信息研究有了一定的共識,當然,透明到什麼程度,如何把握透明應有的邊界,還需研究。

  5. 抗擊疫情中慈善組織的效率原則

    慈善應該是“做好事”和“做得好”的統一。人們往往認為,強調慈善要“做好事”,符合公正原則,是天經地義的,但慈善要“做得好”,重視效率,人們的認識不盡相同。然而,慈善事業的發展表明,講效率,“做得好”,應該也是21世紀慈善組織道德建設的原則。中國著名企業家馬雲熱心慈善公益事業,建立了馬雲公益基金會。2020年2月,他在該慈善組織的一次會上説,“我想把馬雲公益基金會努力打造成公益模板,公益一定是公益的心態、商業的手法,用CEO的方法去運營公益。真正的公益,一要結果導向,二要效率導向,三要資源整合能力提升。”[[4]]在這段話中,馬雲明確提出了慈善公益組織要成為“模板”,成為榜樣,就要貫徹效率原則,將“公益的心態”和“商業的手法”結合起來,以“結果”和“效率”為導向。馬雲對於效率原則的崇尚,充分體現了他對21世紀慈善公益組織發展潮流的深刻把握。

    傳統的慈善公益組織以扶貧、濟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殘、優撫、災害救助為活動主要內容,而現代慈善公益組織大大拓寬了活動的範圍,促進教育、科學、文化、衞生、體育等事業發展,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也成為慈善公益組織的任務。一大批熱心慈善公益的企業家建立了慈善公益基金會,用社會創新的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在慈善公益基金會的發展中,“商業的手法”和“效率的理念”被注入了慈善公益組織活動的運行中。不貫徹效率原則,現代慈善公益組織就無法做大做強,履行自己的使命。慈善組織把商業的模式和慈善公益的目標融合在一起,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公益創新的一種潮流。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致力於將人類的創新才能應用於減少健康和發展領域的不平等現象,馬雲公益基金會耕耘於鄉村教育事業和保護環境事業,它們是中外現代慈善公益組織的代表。

    新冠肺炎疫情是嚴重摧殘人類生命健康的重大衞生事件,人類要減少它的危害並且戰而勝之,必須與時間賽跑,效率就是生命與健康。在防控疫情中,慈善組織對於捐贈物資的分配,貫徹效率原則,做到及時、高效,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因為抗疫一線的物資和資金要及時到位,才能解燃眉之急。這對慈善組織的運行機制是一次重大的考驗。

    效率是慈善的內在要求,也是慈善道德的內在組成部分。人們往往把效率原則與經濟學聯繫起來,這固然不錯,但效率原則也是道德原則。倫理學史上,有不少思想家將功利作為道德的基本原則。中國古代功利主義思想家墨子強調功效,並主張“志功統一”。所謂“志功統一”就是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行善不僅要有良好的行善動機,而且要有良好的行善效果。這就是慈善組織要貫徹公正原則和效率原則的倫理學理論基礎。中國倫理思想史著名研究專家朱貽庭教授認為:“善心、善舉、善功的三者統一,構成了完整的慈善概念”,“善功”是指慈善行動所取得的社會功效、功績,是慈善活動的有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進而他認為“在倫理學理論類型上,慈善倫理是對德性論、道義論、功利論的超越,是德性、道義、功效的三者統一。”[[5]]他從歷史和文化、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上充分肯定了“善功”在慈善倫理中的地位,是很有見地的,在反思慈善組織的抗擊疫情初期的短板中,更感受到這一觀點的重要價值。

    當代中國慈善倫理的大發展是與中國社會的重大社會事件聯繫在一起的。回首歷史,2008年汶川大地震大大加快了慈善事業的復甦,推動了中國慈善倫理的大發展。而如今,對中國的新冠疫情工作的反思,又將進一步推動慈善組織的倫理建設,更好地貫徹公正原則和效率原則。

      

  6. 慈善組織道德建設的制度保障和價值導向

    慈善組織的道德建設是事關慈善事業發展的重大課題,也是當代中國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加強慈善組織的道德建設,必須頂層設計,明確大思路,科學選擇路徑。制度保障和價值導向是兩條基本的路徑。

    (一)建立和完善制度,為慈善組織道德建設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制度是一個社會的遊戲規則,更規範地説,他們是決定人們相互關係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6]](3)制度是一種具有穩定性和長期性特點的規則,制度問題是根本性、全局性的問題。抓住制度問題,其他問題才能迎刃而解。然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演進的。2016年,《慈善法》的誕生是中國慈善制度發展史上里程碑的事件,受到了有關專家的肯定和讚揚。這部法律的第二章對慈善組織的性質、章程、建立的條件等專門做了規定,同時在其他章也有不少有關慈善組織的法規內容。但這些法規內容還比較原則化,對於一些特定情況下的慈善組織的活動的範圍、內容、方式的規定還不具體,例如重大社會衞生事件中,慈善組織作為社會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公平地分配捐贈資源的問題語焉不詳。我們要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就必須嚴格按照《慈善法》辦事,但隨着對防疫應急過程中短板的反思,也要求我們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慈善法》的內容。

    首先,應該增加“慈善組織對捐贈物資應公正分配”的法律義務。《慈善法》明確了慈善活動要“救助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和公共衞生事件等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害”,但還必須進一步具體化,明確提出“在救助過程中,要貫徹公正原則”。在社會應急狀態中,捐贈物資公正分配的重要性就會凸顯。它關係到人的生命與健康,關係到慈善組織的公信力。慈善組織要做到位,必須分清輕重緩急,做到有利於“生命健康”分配方案優先。2014年,國務院頒佈了《社會救助暫行辦法》,其中第52條至第56條專門對社會力量參加社會救助做了相關規定,但卻沒有相關的具體實施細節,以後也沒有見到相關的政策文件。因此,在法律和政策中難以見到有關捐贈物資公正分配的規定。這次防控新冠疫情的戰役中所暴露出來的短板已經顯示了在社會應急機制中,慈善組織對捐贈物資公正分配的重要性。增加“慈善組織對捐贈物資公正分配”的法律條文和相關配套政策文件,是完全必要的。它是慈善組織道德建設的強有力的保障。

    其次,應該明確“不同渠道的捐贈資源分配”的法律規定。在社會發生重大自然災害和重大衞生事件後,社會公眾捐贈的意願會呈現出爆發式的增長,大量的錢款和物資會湧入各類慈善組織。如何把這些資源公平、及時、高效地分配給相關對象,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但就當前中國慈善組織的規模和能力而言,要完成這件事是勉為其難的。因此,無論是汶川大地震的時候,還是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量的慈善組織收到的捐贈資源和政府的救濟資源是混合在一起發放的,有些善款甚至直接上繳財政。政府的救助是行政的行為,而慈善組織獲得的的捐贈是民間的行為。兩者的性質不同,把兩者的財和物完全混在一起,會引發一些問題。《慈善法》規定,要尊重捐贈人的意願,但是社會捐贈一旦到了政府手裏,就很難把兩種款項分清楚了。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目前中國慈善組織能力比較弱,很難把事情做好,湖北紅十字會之所以備受質疑就在於此。所以,善款上繳財政,政府和民間不分,也是無奈之舉,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應該出台有關法律解釋,兼顧現實的可能,同時要加以規範。

    再次,應該加強“捐贈資源分配的信息公開”的法律監督。要實現慈善捐贈資源的公平分配,必須強調分配信息的公開。信息公開,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這是提高慈善組織公信力的一帖良方。《慈善法》第七十一條明確規定了“慈善組織、慈善信託的受託人應當依法履行信息公開義務。信息公開應當真實、完整、及時。”根據《慈善法》的要求,由民政部主管的全國慈善信息公開平台終於建成了,並於2017年9月4日正式開通。這為慈善信息的公開透明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作為慈善組織的一些基本信息必須上網公開,這是眾所皆知的,而且已經做到了,但慈善組織的信息內容是豐富的,信息公開透明到什麼層次,需要相應配套的政策文件。2018年7月27日民政部部務會議通過了《慈善組織信息公開辦法》,並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這使《慈善法》中關於慈善組織公開信息的要求進一步具體化。但反思慈善組織特別是湖北紅會在抗疫初期的表現引起公眾的詬病,必須進一步完善相關文件。有關慈善組織的法律和政策文件,在信息公開方面,對於慈善組織進行募捐的規定比較具體和嚴格,但對於捐贈後的財物的分配和處理的規定相對較少。因此,為了加強監督,在這方面的法律規定必須加強。

    (二)區分宗旨與方法,堅持慈善組織道德建設的正確價值導向

    近20 年來,中國的慈善事業有了飛速的發展,慈善組織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不少慈善組織以社會公益為己任,不斷地做大做強。面對這樣的形勢,馬雲提出要用“商業的手法”來做公益,反映了慈善組織發展的內在要求,有積極的意義。但如何理解商業與公益之間的關係,慈善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觀點。為此,幾年前曾發生過激烈的“兩光之爭”,就是圍繞這一關係問題展開的。在反思新冠疫情中一些慈善組織的表現後,也更深刻地看到在這一關係的背後的的價值觀問題的重要性,只有釐清這些價值觀問題,我們才能走出迷霧。

    商業有商業的價值觀,慈善又有慈善的價值觀,兩者是不同的。商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慈善追求的是人道、仁愛、公正。但商業的價值觀與慈善的價值觀也有相通之處,前者崇尚效率、誠信,而後者也離不開它們。商業組織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為其宗旨,表明它是營利性的經濟實體,而慈善組織以人道、仁愛、公正、利他為宗旨,表明它是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但在慈善組織管理和運行的過程中,也可以運用商業的方法,甚至也可以吸收和強調商業中的誠信態度。

    把慈善和商業完全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不利於慈善組織的發展。現在的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例如生態環境保護問題、重大公共衞生事件問題、重大自然災害的救災問題,要求慈善組織做大做強,才能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而吸收商業的方法,提高效率,慈善組織才能不辱使命。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在與病毒賽跑的過程中,慈善組織的效率性命攸關,就充分説明了這一點。21世紀的中國慈善組織將越來越多地進入社會生活,那些辦好事且有效率的慈善組織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把慈善和商業劃等號,不分彼此,將使慈善組織走入歧途。慈善的本質是倫理的,慈善組織以營利為目的,必然閹割慈善的靈魂。有些慈善組織將慈善作為“高級廣告”,將慈善與商業混為一談,造成了不良的後果。慈善被異化了,慈善的公信力被大大地削弱了,慈善組織的發展基礎就會動搖。慈善是以利他為特徵的,而商業以利己為特徵,兩者怎麼能等同呢?在抗擊疫情期間,慈善組織在分配捐贈物資中,從利己出發,利用職權給“關係户”多發醫務防護用品,引發社會輿論的批評。從這一現象中不難發現,把慈善當做商業,將在價值觀上走入誤區。某些慈善組織以慈善為名,行私利之實,需要從其價值觀上找思想根源,並加以扶正。

    慈善組織的倫理建設需要以法律來規範,以正確的價值觀來導向。如何理解價值觀的導向?其中有兩個重點問題必須加強研究:一是堅守底線,追求應然的問題。由於現實生活的複雜性,慈善價值觀是多元的,慈善組織的價值取向是多元的。但在慈善的宗旨上,必須堅守非營利的底線。如果沒有這條底線,慈善與商業就無法區別,實際上等於取消了慈善。慈善之所以為人類所推崇的高尚事業,是因為它體現了人道、利他的理想主義精神。這種理想主義精神是應然,是慈善發展的精神支柱和價值追求,是慈善組織的靈魂,是須臾不能離開的。二是加強修養,提高道德境界。慈善組織的道德建設是離不開人的,離不開慈善組織人員的道德素質。慈善組織的工作人員從事的工作與一般的工作相比,有着顯著的特點。他們更需要一種獻身精神、奉獻精神。這也就意味着在道德境界方面,他們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而人生觀、財富觀的教育應該是慈善組織道德建設的必修課。為了當代中國慈善組織的做大做強,一批專業人士加入了慈善組織的行列,這無疑是慈善組織發展的福音。然而,對於加盟的專業人士,不僅要考察他們的專業能力,而且要培養他們與慈善組織發展相適應的職業精神、人生觀和財富觀,從而開創慈善事業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1]作者簡介:週中之,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23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4BZX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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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秋光.如何看待慈善事業的官辦與民辦[J].文史博覽(理論),2009,(10).

[[3]] [英]齊格蒙特 ∙ 鮑曼.後現代性及其缺憾[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4]]網商君.新公益“抗疫”,馬雲公益基金會打造互聯網新樣本[Z/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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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貽庭、段江波.“善心、善舉、善功三者統一——論中國傳統慈善倫理文化”[J].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1).

[[6]] [美]道德拉斯 ∙ C ∙ 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劉守英,譯.上海:三聯書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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