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生 的 擔 當 ———方廣錩教授與敦煌學

發佈者:系統管理員發佈時間:2012-02-29瀏覽次數:77847


  近日,由上海師範大學與英國國家圖書館共同編纂、列入“十二五”圖書出版項目及國家重點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的《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在上海師範大學召開的“敦煌遺書整理成果展示會”上首次亮相,這是敦煌研究資料整理工作的一項重大成果。負責這一重大項目的是我校方廣錩教授。幾十年來,方教授一直投身於敦煌學的研究,鍥而不捨。日前,本報記者對他進行了一次專訪,方教授也藉此道出了他想説的一些心裏話。

  記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的確,興趣永遠是引導學習研究最好的前行者,相信您進入敦煌學這樣一個獨特的領域探索也是相同的道理,您能詳談一下您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前情後事嗎?

  方廣錩:“前情後事”,足夠寫一本書,也的確是計劃中一本書的主題,已經寫了若干章節,書名叫《尋訪敦煌遺書———在文明的失落中尋找失落的文明》。在此難以詳談。簡單地講,最早是老師交代的任務,其後成為自我賦予的責任,以及在追尋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感恩。我曾經這樣説:學人做學問,大約也要分為幾種。等而下之者,有的因為命運的撥弄,來到這個位置上,因而不得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有的把作學問作為一種謀生之道,一種職業。等而上之者,有的出於興趣,有的出於熱愛。但是,興趣可能轉移,熱情也會衰退。我自己是出於一種責任,一種自願擔當,因而成為無可推卸的責任;一種感恩,感恩諸多教育過我、關懷過我、幫助過我的人,以用我的科研成果來報答他們。

  記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您選擇的研究道路無疑是艱辛的,敦煌遺書的整理工作一定耗費了您大量的精力,支撐您的研究工作到現在的,是怎樣的一份信念和一股動力呢?

  方廣錩:為振興中華文化鋪路。

  記者:“擒龍要下海,打虎要上山。”敦煌學不是一門閉門空談的學問,它需要研究者真抓實幹地行動。敦煌文物在中國失散已久,要想對它們進行系統的研究編目無疑是一件困難重重的事,您是如何克服這其中的難題的呢?

  方廣錩:難題很多,一言難盡。例如:敦煌遺書是文物,祕藏在公私各家難以看到。但至今我親手展閲的已佔全部藏經洞漢文遺書的三分之二以上,不少遺書還曾多次展閲,這是我的幸運。解決這一困難靠很多好心人士的無私幫助。敦煌遺書是古人的廢棄物,殘缺破爛,很多遺書不經修復無法閲覽。在國家圖書館前輩先生的支持下,我推動了敦煌遺書的大規模修復。但真正從事修復工作的,是國圖的圖書修整組成員。敦煌遺書95%以上是佛教文獻或與佛教有關的文獻,老師指定我把佛教文獻學作為專業方向,奠定了我的學術基礎。對敦煌遺書中的非佛教文獻,我的知識有限,主要參考相關研究者的成果。這項工作需要經費、需要時間,自從我2004年來到上海師大,學校一直保證了我的科研經費與時間。敦煌遺書整理、編目、研究工作量大,那就壓縮其他事情,把有限的精力盡量投到這裏。

  總之是一個主客觀互動的過程。僅憑主觀願望,不考慮客觀條件,固然不行;坐等客觀條件,不去主動努力,也不行。不管怎樣,只要下決心去做,辦法總比困難多。這正合我的座右銘:隨緣做去,直道行之。

  記者:“學高為師,身正為範。”辛苦建立的學問,自然也需要優秀的傳承者,您作為一名教師,對所指導的學生,引導他們進入相關領域之後,希望他們能在您的基礎上如何將中國敦煌學進一步光大呢?

  方廣錩:敦煌學的進一步發揚光大,關鍵在於利用這批資料做出卓越的研究成果。當然,想要利用這些資料,必須先整理、編目。所以,鋪路是為了別人能跑車,整理編目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我指導的學生程度不等都涉入敦煌學。但除了2009年英國編目,帶一個學生去過四個月外,沒有讓他們中的任何一人蔘加編目工作,因為這一工作非常瑣碎,太耗時間,太耗精力,影響到他們正常的學習時間。我在鋪路,希望學生們都能去跑車。老師的任務之一是指路,這些年來,我在原始資料的收集、整理、研究中產生不少新觀點、新想法,自己沒有時間去寫,那麼指導學生寫也是一個辦法。現在他們都有自己的專攻領域,在研究中都能利用到敦煌資料,這就已經在將敦煌學發揚光大了。我相信他們在今後的研究生涯中能進一步利用敦煌資料為中國佛教研究開拓出新的天地。當然,如果我有生之年不能把編目工作做完,把這條路鋪完,那還得交班,還得讓他們也來鋪路,也來做嫁衣裳。因為當今中國不是出大師的時代,而是積累資料的時代。

  記者:“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三十年的苦耕苦種,您或許不圖回報,但它已實實在在地生髮出了整片濃蔭。所謂的學術精神,相信您一定也有了自我的見解。

  方廣錩:沉潛篤實。但我還做得不夠。

  記者:“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在您的努力耕作下,以往未開墾的處女地今天已煥發出一派生機,曾讓中國學者蒙羞的口號也已一去不復返了。然而每一門學問都有其世界性,敦煌學也不例外,您認為在學術發展日益國際化的世界中,敦煌學該怎樣邁出它下一個更大的步伐呢?

  方廣錩:“在您的努力耕作下,以往未開墾的處女地今天已煥發出一派生機”一句,應該改為“在中外敦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學煥發出一派生機”。其實,目前敦煌學雖然一派生機,也面臨一派尷尬。這是另一個問題,這裏不談。

  借你的這個問題,我想講一下對“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這句話的看法。

  據説1984年或1985年,日本某學者講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話。作為一箇中國學者,聽到這句話的確不是滋味。但這句話在當年是一句大實話,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我曾經撰文稱:日本學者的一句“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我們的一些學者耿耿不忘,經常要揪一揪。坦率地説,我也不喜歡“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樣的説法,我也贊同“知恥而後勇”的奮起,而且我本人也在奮起者之列。但是,不能不承認,“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一説法,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真實。那麼,今天我們為什麼不能用一種更加科學、平和、大度的態度來對待這句話呢?

  經過中國學者幾十年的努力,中國的敦煌學取得了長足進展。2000年季羨林先生説:“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得到敦煌學界的一致贊同。既然現在大家都贊同季先生的話,再也沒有人説那樣的話了,為什麼還要揪住二十多年前的話不放呢?這裏反映出一種很不好的心態。

  我反對“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這種提法。盲目的民族自傲的背面是盲目的民族自卑。就現實而言,目前中國敦煌學固然成果豐碩,某些領域,我們已經領先;但也要看到我們的不足,某些領域,依然是國外的學者走在前面。敦煌學本來是世界性的學問,各國學者互相交流、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共同提高,這本來是很正常的局面。敦煌學包括許多不同的學科,各學科發展不平衡也是很正常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這種提法中藴含的狹隘性、非學術性都是非常有害的。我們應該這樣講:敦煌在中國,中國學者有責任做得更多一些,做得更好一些。與世界各國學者一起,共同推進敦煌學的發展。

  最近在關於我的報道中,多次出現“曾讓中國學者蒙羞的口號”之類的提法,令人非常反感。這次希望借貴報一角之地,説點心裏話。

  至於“敦煌學該去怎樣邁出它下一個更大的步伐”,大家不妨去看一看我在今年2月13日《文匯報》上撰寫的拙稿《敦煌遺書整理的回顧與展望》,就能找到答案。

  記者後記這次訪問是用郵件的形式完成的,行文之際,方教授依然身在北京寓所裏,泡在浩瀚的史料中,繼續他未完成的術業之途。正如他所言,敦煌遺書的編纂,敦煌事業的投身,於他而言已不是一種職業一項工作,也不是一份興趣一片熱情,而已成為一種自願擔當而無可推卸的責任,一種飽含深情而綿延不斷的感恩。真正做學問者當如是,一切都已不再是舞絮飛花般的凡塵輕夢,而已成了崇山峻嶺中的踏實步履,那麼,這樣的事業,這樣的人生,才會是洗脱了浮躁輕狂的自得其滿吧。學生記者孫沁言